入围好书 | 阿莱特·法尔热：档案中的真实与虚构

通常，档案对人的描述并不全面。这些人被从日常生活轨迹中截取出来，与一些抗议或可悲的抵赖捆绑在一起。即便招供，他们也像是被大头针钉住而翅膀仍然颤动的蝴蝶，为自己辩护的话语笨拙胆怯，表面的自信掩盖着孩子般的恐惧。当然如果他们是一些狡猾之人或善辩者，或者更糟的，一群毫无廉耻的嘲弄者和欺骗者，那就另当别论。

从一开始，档案就并非忠实于真相和现实。在勾勒一起悲剧事件时，档案记录是模棱两可的，它记录了事件相关人员的话语，但其中包含的紧张多过真相。逃避与忏悔、拖延与痛苦交织，难以分清，但尽管如此，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紧张总是无法避免。档案中包含有很多真实内容，但也可能有谎言存在，这出乎意料，也值得我们思考。

当然，只采纳档案中确实可靠的信息进行研究也是可能的。囚犯清单、苦役犯登记簿都是被隔离群体的记录索引，可以作为我们的研究基础。集中时间来研究某个特别的罪犯类别——例如小偷或杀人犯、走私犯或弑婴者——是非常合理且重要的，研究所获得的信息不仅涉及这些囚犯，也与判处他们刑罚的社会有关。对非典型现象和边缘人群的记录能够有效地勾勒权力机构及其标准，每种犯罪类型其实都反映出社会的一个方面。

然而，有些信息同样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它们“可信度”不充分，也没法被证实，但是却被记录了下来。以真实可靠为标准来选择性阅读文献的方式却将其排除在外。这些被记录的语句来自于审讯或证词，无法计数和分类，它们在某天被说出口，成了一种话语；寥寥数语，它们都决定了某些人的命运。这些真假未知的贫乏话语，以及悬而未决的命运，都让阅读者动容，迫使研究者深入到那些允许并导致这些话语产生的环境中，进一步读懂它们。

这些话语中的某些句子就决定了一些人的生死，风险都取决于某些言论。所讲述之事是否属实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在强迫人们开口的权力机构、说话者想要说服别人的意图及其说话方式等多重方式的影响之下，它是如何被表述出来的。我们可以尝试着了解他们的说话方式是否借用了周围环境中的文化模型。

这些记载下来的话语被保留在18世纪的政治和警察体系的核心之中，这种体系支配并催生了这些话语。研究这些话语，我们可以发现其产生的原因，了解其之所以存在，只是由权力机构的某种特定做法所导致。在回答的措辞里，或者已有的解释话语中，个人和集体行为与权力机构提供的条件之间发生联系的方式（好的或坏的）逐渐显现出来。某些男人或女人用只言片语描述出的线索并不牢靠，一时拙劣一时机智，反映出个体、社会集团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博弈。当然，在被审问时，人们会有无数种回答方式。任何一种回答方式均表现出每个人都试图凭借言语为自己营造一个避风港，虽然并不可靠，这种避风港又必然与既有的权力机构、当时的事件解释和描述习惯有关系。这些生命既不伟大也不渺小，他们通过警察的记录讲述自己的故事，必要时，出于恐惧或屈从，他们编造出一些令人迷惑或刻薄的回答，这与他们身处社会边缘、与社会格格不入有关。

这些迫于权力机构之压而说出的并不完整的话语是构成社会的主要元素之一，也是构成社会特征的基本点之一。为了避免入狱而开口、决定认罪与否、与权力机构据理力争等都是独特命运的标志。然而，无论话语本身是否混乱，真相中是否混杂了谎言，诡计是否出于仇恨，屈从与藐视是否并存，都没有折损话语的“真实性”。或许档案没有说出全部真相，但按照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解，它揭露了“部分”真相，也就是说档案通过自身这种独特的方式揭露出其他人的说话方式，受限于权力机构与自己的关系，这些人不仅忍受着这些关系，还以他们的语言将其记录下来。在这些散乱的话语之中，我们能看到一些现实的元素，它们在某个历史时期出现，并因此而产生了意义。我们必须研究它们出现的条件，并尝试在这些条件下去解读它们。

在这些关于刑事诉讼的记录文字表象之下，我们可以解读出每个人面对强势权力机构时试图自我定位的方式。他们以所在社群为参照，思考自己与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再据此讲述自己的生活，可信度则另当别论。想要做到这一点，每个人都试图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措辞，尽力粉饰或减少自身过错，也不管是否真的能起到作用。

档案文字之下隐藏的内容如同地貌一般起伏不平，我们得懂得如何解读它，并认识到只有在个体生命迫于无奈而与权力机构发生冲突之处，档案的存在才有意义。我们必须耐心地分析这种冲突所揭示出的状况，发现不协调和偏差之处。档案的实在性不仅成为现实形象的迹痕，而且反映了这些形象的组合方式。档案与真实之间始终有着无数种关系。

这个复杂的游戏中不仅出现了许多面孔（哪怕只是轮廓），同样出现了一些寓言和虚构，其中某些人可能还把一切转变成想象，编造故事或者虚构自己的生活。档案也可以让我们了解这种变化，例如一旦确定了故事所借用的原型，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其更多意义。叙述和虚构紧密交织，它们构成了一块织法严密的布，我们很难从中找到缝隙。

我们可以对这块布仔细辨别，认真研究，但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存在，一些无从称呼、科学实验也无法解释的东西。实际上，即便与其正面相遇，科学也不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解释。当然，无数生命以令人难以觉察的方式存在于档案的字里行间。档案拥有一种额外的意义，读者可以从中感到美、惊诧和某种情感上的震动。这种意义所在之处非常隐秘，每个阅读者都不一样，但在研究它的任何过程之中，都会有一些意外的相遇，可以使我们理解这种意义，尤其是其表达方式。米歇尔·福柯就曾经历这种既简单又令人迷惑的相遇。他很喜欢手稿和档案，也描述过这些文献给他的强烈印象：“这些印象中，无疑有一个方面可以说是‘生理的’，但这么说，又好像还会有什么其他印象似的。”深感震动的他知道分析无法表达一切，但仅凭感受也完全不能满足历史学家。他并没有让自己远离这种理解文献的方法。虽然很少有人通过这种方法了解福柯，但它和其他方法同样合理：“我承认，这些‘故事’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沉默，突然冒出来，要比那些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更能触动我的心弦 [···] 这些微不足道的生命，在那些毁灭它们的简短文字中化为残骸灰烬。而我之所以用到它们，或许正是出于这种震动。”

体会档案魅力，就意味着从文献中找出只言片语，并从中获取额外的意义；感受是另一种凿刻工具，一种劈开过去、斩破沉默的工具。